作者：
冯崇义教授（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
“纵览中国”刊登日期： Saturday, April 6, 2019
自从吾友许章润2018年7月直撄逆鳞、发表雄文《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很多人便一直担心其安危。2019年3月23日 ，党国当局终于将许章润列为定点清除的对象动手整肃，指派政治警察对他进行审问、并宣布对他实行停职审查。坊间议论，这一动作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当局整肃知识界重大部署之组成部分。此前3月18日 ，习近平专门在北京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清醒”，确实已释放出党国整肃学界之重大信号。在此前后，也有其他高校教师因言获罪、被勒令停课或解职除名。不过，当局对许章润的整肃，非但没有达到杀鸡儆猴之目的，反而立刻导致学界同仁以发文质疑或签名声援等方式，群起抗争。面对这种守望相助、群情激扬之学界，当局如果贸贸然大动干戈，或会加速民变。
党国当局在当今这个节点上打击许章润，此中意涵一言难尽。在个人层面，打压许章润所展现的是朝中那些奴才跟班们汲汲乎为主子效力以邀宠。今上素有心胸狭窄、睚眦必报之性格，视直言犯上如芒刺在背。在社会政治层面，习、许之争则体现着波澜壮阔的政治较量，党国当局与中国知识界之间、习近平派系与其他党国官员之间博弈较量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应该说，许章润并非激进之士、而是平和温润的谦谦君子。即便在党国给定的政治光谱中，真正具有激进色彩的是那些为中国的民主前途号召民众、鼓荡风潮并采取有组织的行动推翻中共政权的一大批民运人士或政治异议人士，他们往往已身陷囹圄、流亡海外或遭受形形色色的软禁。许章润的言论尺度，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年来公开与党国意识形态决裂而陆续“浮出水面”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群体中，也属于相对温和的一翼。被誉为“中国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李慎之，在1998年的《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和《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等文中，庄严宣告马克思主义的破产并呼吁国人皈依现代世界思想“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而且，他还在1999年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中，对“没有尺寸之功”而入承大宝、正位核心的江泽民提出忠告，要求他摒弃独裁陋习、顺应世界潮流拥抱民主政治。当时，江泽民当局并不敢对李慎之轻举妄动。信仰和向往自由民主的人们纷纷发声，清算一党专政的种种罪恶，弘扬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探讨中国宪政转型的蓝图和路径，迅速在中国社会形成一个庞大的自由主义阵营。在习近平登基以来，特别是他倒行逆施、暴露出蛮横专制的狰狞面目之后，中国自由主义阵营中的敢言之士不断揭露和抨击习近平强开历史倒车、推动极权回潮、制造个人崇拜、摧残公民社会、践踏普世价值、大兴文化专制、损害国民经济、摧毁社会共识、破坏国际秩序等等愚顽罪恶之举。“习核心广施政治迫害、清除政治异己之恶行连绵不绝，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受害者不计其数。
许章润是法学科班、学贯中西，在法哲学和宪法学等方面有很深造诣，其宪政思想相当厚实且别具一格。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儒学的忧思》，探讨中国儒家传统、儒家德性与现代法治思维之间的复杂关系。他的学术着作如《说法·活法·立法》、《法学家的智慧》等，关注点并非法律实务，而是法哲学，是法的精神如何型塑和影响社会道德规范和人世生活方式，是天理与人情、法律与道德如何取得和谐平衡。许章润近年来蜚声海内外的文章，诸如《世界体系中的“改革开放”》、《“家国天下”：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共处》、《盛世危言——中国在临界点上》、《自由主义的五场战役，兼论启动第四波“改革开放”》、《重申共和国这一伟大理念》、《保卫“改革开放”》、《低头致意，天地无边》、《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中国不是一个红色帝国》等等，夹持既风趣古雅而又紧接地气的文采风流，依据世界格局和中国一百多年来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宏大视野，郑重重申宪政民主之根本价值理念、评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积累与障碍、论证当下中国宪政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剖析习近平复辟极权专制的蒙昧与危害、警示习近平斗争哲学指导下“维稳体制”与“战备体制”之叠加正将中国再次导向“全面内战”的不祥之兆。这些文章有切中时弊、振聋发聩之功效，也使许章润名满天下。特别是《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直接叫板已经“定于一尊”、不准任何人“妄议中央”的习核心，列数习近平当局忤逆历史潮流的种种罪错，功力非凡。
许章润的壮举，既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挺身而出、回击极权回潮之妖风、扞卫宪政民主之信念，也传承光大古来中国的士人风骨。古来中国的士人风骨，体现于孟夫子笔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士大夫精神，体现于“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刚毅人格，体现于“傲视王侯、以天下苍生为念”的情怀与胸襟，体现于“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定力与道义担当。这种弥足珍贵的士人风骨，恰似近代以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气质。许章润所任职的清华大学，在民国时期就曾荟聚一批学贯中西、融中国士大夫与现代知识分子两种优秀传统于一身的饱学之士。他们孜孜不倦，力图通过沉稳的政治实践和学术探索，将中国的文明精华融汇于海纳百川的世界现代文明。他们那种顶天立地、独立不阿的精神气质，被陈寅恪在为王国维立碑时精辟地概括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做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阵营中的温和成员，许章润在敏锐地针砭时弊之后，不是召唤民众揭竿而起，而是敦促统治集团迷途知返。他在《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中，带着最大的忍耐向最高当局表达了“八项期待”，包括停止糟蹋民脂民膏的撒币、杜绝贿赂外宾的铺张浪费、取消退休高干的权贵特权、取消天怒人怨的特供制度、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终止个人崇拜、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平反“六四”。显然，与郑也夫规劝当局体面”淡出历史舞台“一样，许章润选择的路径不是举旗造反，而是犯颜谏诤。许章润选择传统谏议之路，绝非缘于懦弱，而是大智大勇、别有深意。谏议并非总是懦弱之举，古代中国之先贤谏议，常常展现视死如归、殉道成仁之铮铮铁骨。中国传统士大夫带着“以道自任、道高于君”的信念，“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犯颜进言不得采纳而撞死于朝柱上的死谏之士不知凡几。
透过许章润的犯颜谏诤与各方回应，似乎可以窥见中国士林风气的新转变和中国政治风云的新转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士林风气已历数变。八十年代中国士林，曾经意气昂扬、奋发向上，在启蒙运动中呼风唤雨。在八九民运遭到残酷镇压之后，民主力量遭受重挫、士气一落千丈。九十年代之后，堕落的国家政权双管齐下，一方面对自由民主严厉打压，一方面展示加官进爵的诱惑和金钱利禄的收买，神州士林精神沉沦、奴颜媚骨、犬儒遍地。然而，在此令人窒息的颓势之中，仍然有中国自由主义仁贤之士的坚守和抗争，并在新世纪以来逐步扩大阵营、大幅度提高整个中华民族人权观念、民主观念、法治观念、宪政观念的整体水位。
正是因为中华民族关于现代文明的整体水位已经提高，习近平公然挑战普世价值、复辟极权专制的倒行逆施才显得那样荒唐无聊、那样不得人心。习近平念兹在兹的“红色基因”，正是崇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依靠暴力镇压和谎言欺骗延长政权寿命的野蛮基因，其冥顽狂妄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得售其奸，实赖于中共高层的整体平庸。面对习近平的疯狂集权，他们心怀不满但不敢放手一搏来阻击，不敢承担翻盘后的不确定后果；面对习近平以黑反贪、铲除异己，他们深受其害但又患得患失，舍不得因为“亡党亡国”而失去既得利益，或者在提心吊胆中得过且过，或者被习近平接二连三地各个击破、灰头土脸地了却余生。
但是，习近平志大才疏、德不配位，其独裁统治是霸王硬上弓，无以服众。因为无以服众，习近平及其鹰犬们便只好依赖黑帮帮规来固位。中共十九以来，这类帮规层出不穷，诸如《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特别是2019年3月刚刚出台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直接针对中共高层，在“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一条目之下，严厉规定中央高层人员“不准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不准妄议中央，不准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不准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不准搞两面派、做两面人”。从这些声嘶力竭的帮规和令习近平寝食难安的“低级红”、“高级黑”、“灯下黑”等红朝乱象中，我们看到的是风雨飘摇的末世苍凉。
其实，由于独裁专制造成“遍地是灾”，习近平在十九大上“登峰造极”之后，便立刻陷入了“亢龙有悔”、离心离德的绝境。随着内外交困的败象日益扩大，我们可以想象，朝野上下究竟有多少人已经对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忍无可忍，有多少人已经意识到习近平正在将中华民族带向万劫不覆的无底深渊，有多少人已经看清习近平的底细而不愿为他充当垂死挣扎的炮灰，有多少人已经洞察党国专制的本质而绝不为赵家人的“红色江山”殉葬，有多少人正在告别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而抗暴求变。
总而言之，许章润的肺腑之言体现着世道人心、指明后极权中国走向宪政转型的康庄大道，在朝野上下获得广泛认同。中国人通过对文革极权主义灾难的痛苦反思而逐步找到或找回自我，摆脱了像当今的北朝鲜人那样愚不可及地被统治者当猴子耍的悲惨命运，本应义无反顾地奔向以个人自主为根本内涵的现代性曙光、拥抱以宪政民主为根本标志的现代文明，岂容一位无知无畏、装神弄鬼的二愣子将我们重新拉回到极权主义黑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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