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宝强:来澳洲后我的三次流泪

        刚到澳洲,适逢‘碳税法’始出炉。打开报纸电视,‘碳税法’的报道铺天盖地。有反对的,有赞成的,有抗议的,有欢呼的。总理和公民,跨国巨头和小经营者,阔佬和草民,执政党和在野党,各执一词,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公民叹拮据,总理谈宏观;在野党谈鳏寡之难,执政党谈暖室效应。有深入矿区权衡利弊的;有采访民众反馈民意的。反对者尽力反对,因‘敌对势力’的帽子不会落在头上;抗议者尽情抗议,因‘煽动颠覆’的罪不会成立。小小的碳税法,从提案到听证,从论证到落实,起起落落,几经磨合;七上八下,几经商榷;碳税法,折射了民主的精髓,昭示了言论的自由---这,就是中共深恶痛绝的‘万恶的资本主义’体制。

       号称‘代表13亿中国人民’的中国政府,在决定震惊世界的天安门大屠杀前,既没有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征集意见,也没有召开过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屠城’这么一个重大的决定,竟然是在邓小平家的餐桌上决定的。一个已经挂靴的耄耋,一个‘垂帘听政’的老枭,竟能调动几十万的集团军,把国际上禁用的达姆弹,一串串地射进人民的胸膛;屠城后屠夫接见凶手嘉奖杀人犯,在累累尸骨上举行狂欢节。

      从澳洲碳税法的命运到震惊世界的屠杀,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冰炭之别。孰白孰黑,孰人性孰兽性,一目了然。
  
       来澳洲不久,我就领到了政府颁发的老年卡和健康卡。老年卡为老人的旅游,提供了最大的优惠;健康卡为老人的健康,提供了最大的便利。确切地说,澳洲不但是老人的天堂,更是弱势老人的天堂。二张小小的卡片,凝聚了澳洲政府对老人的一片仁爱之心。健康卡的右上角还有几行小字:“请从卡片底部穿孔的破缝处,小心地撕开卡片。卡片中间有折叠的虚线,便于您放进文件夹,能给予您更多的便利……”

      看了这行文字,我感慨的说不出话来。天安门大屠杀后,多少父母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陪伴他们晚年的,是无休无止的痛苦。这个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不但在忌日和敏感日禁止老人去奠祭孩子,还在1998年10月8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冻结了旅德中国留学生捐款11620马克。精神上的折磨,经济上的封锁,中共的无耻,早已超出了人类的底线,达到让世界惊愕惊骇的地步。
 
      从澳洲政府颁发的惠民卡,到中国政府对‘天安门母亲’的迫害,反映了‘资本主义政府’和‘社会主义政府’的冰炭之别。孰仁爱孰卑劣,孰文明孰野蛮,泾渭分明。
       2011年10月,我和丈夫来到澳洲税务局,申报个人收入,填报纳税情况。分手时税务官说:“感谢你们做一个光荣的纳税人。由于你们的收入在规定线以下,所以缴纳的税款将在六周内退还。”一个月后,退税款果然打到我们的银行卡上。当看到这笔数字时,我揉了揉眼,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在中国,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官”。13亿工蜂含辛茹苦酿造的蜂蜜,全成了蜂王的囊中物。澳洲前总理用自己的房屋做抵押,让他的儿子全额贷款买了一套房。而前中国国家主席曾庆红的儿子,花了几千万澳币买的豪宅,却用炸药炸掉另起炉灶。这个被炸掉的豪宅,是13亿人民的剩余价值--在被掠夺的剩余价值里,有失学儿童的眼泪,有失地农民的痛苦,有失业工人的辛酸,有患病后只能等死病人的绝望。
       从澳洲前总理儿子贷款买房,到前中国国家主席儿子的炸药炸房,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后代’和‘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后代’的冰炭之别。孰执政为民孰鱼肉百姓,清清楚楚;孰流芳百世孰遗臭万年,明明白白。
        2005年,中国加入《联合国反腐公约》。公约明确表示,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一项国际义务。可是《中国国家领导人财产申报制》在中国推行了几十年,至今没有‘与时俱进’而胎死腹中。在2011年的二会上,吴邦国捶足顿胸地发誓中国‘五不搞’。与此同时,政府却加快了圈地圈钱的步伐,加快了暴力镇压的步伐,加快了对异议人士判刑的步伐,加快了对互联网收紧的步伐,加快了对外文化经济双扩张的步伐。但是,13亿人民再不是被宰割的羔羊,每年几十万次的维权活动风起云涌方兴未艾。正如昂山素季所说:“我们这代人必须为儿孙们结束‘被代表’的耻辱时代!否则我们将有愧于我们的子孙后代!”
        谨把此文,赠与那些拿了‘64’血卡却背叛六四精神的变色龙;赠与名为‘打黑’实为‘黑打’的红二代;赠与100个抄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人渣渣。
  
    作者:孙宝强   2012年六月四号于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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